【新春特辑】我和复旦不得不说的故事——旦复旦兮情怀始生

98年的那个夏天，格外酷热。到复旦报到的那天，是我第一次去邯郸路。天空一碧如洗，像一整块果冻。彼时还没有开墙透绿，只能看见高高的砖红色墙壁，还有古朴的校门，兜兜转转踏进校门的时候，好像进了八音盒里的另一个世界。

被位侃侃而谈的师兄认领，一路穿过燕园曦园到了传说中连只公苍蝇也飞不进的东区，果然有不少男生趁着搬行李的机会潜进楼里东张西望掩着嘴怪笑。不到十平方米的寝室里，比我早到的是个陕西的姑娘，她用细细的声音自我介绍闺名叫做文静，然后贤惠麻利地铺床叠被，一声不吭。当然后来，她好像没有再文静过，她擅长用辩论赛的语速堵住我所有抗议；她可以一边骑车张望一边用手指盲打出拼音短信并发送；她还会在半夜里塞进冰冷的脚丫并用张震讲故事的语气吓得我魂飞魄散。那时候我们经常熄灯后在挂满内衣的楼梯尽头讨论如何看透感情和人生。说的兴起时，用指甲耐心地一片一片剥落本就斑驳不堪的白绿色墙面。毕业后，她去了帝都，我们每次见面离别时都要洒几滴泪，再学着小说里的浓情桥段互相嘱咐几句，不过估计该熬夜还是熬夜该暴饮暴食还是暴饮暴食。

那时候每天的生活都十分规律，每天早上都斗争谁该去代表大家晨练跑步签到；谁去负责打水买早饭；谁去负责抄笔记用不同声音替所有人点名喊到；谁去3108占一排座附庸风雅一下晚上的大咖讲座。我那时做了个大官叫“寝室长”，特权是可以挑选联谊寝室、可以组织卧谈会话题、还能带着姐妹们又唱又跳的去贴海报竞选文明寝室。记得落败的那天，我们愤怒的到老巷去化悲愤为食欲，上菜的时候新盘子直接叠在了旧的上，服务员收一叠盘子的时候瞪大眼睛惊恐不已，大概在纠结都舔的这么干净是不是不用再洗了。

那些年，最拉风的日子是坐着55路双层巴士去四川北路见世面，一路吵闹到整个二楼车厢只剩我们；最怀恨的是东区楼下一长排的粉丝汤和麻辣烫，那几年生生肥了三十斤；最惊悚的是熄灯后在寝室门口齐刷刷摘隐形眼镜的女生，昏暗灯光中以各种姿势伸手抠向自己的眼珠，这画面入梦很是难忘。

还有很怀念那时候的文科图书馆，彼时还不是现在的明亮宽敞大通铺，而是一间一间的小格子间，头顶上有小灯，厚厚的书叠起来，可以安闲地在里面窝一整天。临走时最纠结的是一些没看完的好书往哪里藏可以不被别人借走，反复思量就塞到马列选集那排书的背后，然后发现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后来每次都先伸手到大部头书背后摸索，拿出来的通常是唇齿留香的好书，当然不少都是各种留了各色批注的所谓禁书。

我的专业是新闻系，号称复旦四大闲系之一，虽然说新闻无学，但总也不能太荒废。积极参与社团组织便是我们的主业之一，那时候校报校刊很是繁荣，稿费和送报费也极可观，于是经常一个人背着相机纸笔包揽了整个版面的采写编排、冲印以及分发进寝室，做杂志最折腾，在寝室门口借着走廊灯写稿排版，一埋头就是一整夜，不过那时候并不觉得辛苦，当看到自己的名字用至少三号的黑色粗楷体印刷着的“执行主编”的字样，就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业界大亨踌躇满志，可以铁肩担道义，可以朝拜一支笔抵过十万军的邵飘萍。就是这样怀揣着新闻理想，大三开始我就去了电视台实习，从“那个谁去听个采访”开始，当了整整十年的党政记者、制片人。所谓成熟，也许就是知道了生活的真相后，还是充满热爱和希望。

再后来，各种机缘巧合，我竟去从事了儿童教育，也常常有几分专家的模样，但我总觉得，无论是新闻还是教育，有些东西是一样的：初心、情怀和责任。无论是对现在真相的挖掘，还是对未来期望的塑造，或者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一切都从不曾改变，如同相辉堂的大草坪，年年常绿。

沈莹

1998级新闻系

上海小荧星艺校校长